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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:“说一丈不如行一尺”

 

 □ 李国荣  
  
  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奏折,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。它始行于康熙二十年前后,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,是君臣之间一种机密通信文书。到雍正时,奏折就作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进言的重要官文书,而日渐确定下来。雍正几乎每天都要审批上万字的奏折,他自己就曾说:“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,一日之间,尝至二三十件,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,皆朕亲自览阅批发,从无留滞,无一人赞襄于左右。”奏折成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径,而他看待和使用奏折的态度也反映了他治国理政的务实理念。  
  没事找事奏报是耍小聪明   
  清朝文武大员具呈奏折,都是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,直接送达宫门。一个官员,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?雍正在给陕西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,曾这样明确指示: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,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;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,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,也不会怪罪你。  
  雍正二年(1724年)二月,云南曲寻武沾总兵杨鲲有折子谈到,日前在京陛见时奉旨,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,现谨派人送折子一次。雍正在批复中纠正道: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,有要奏报的事,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;平安无事,何必非要凑够两次。同年闰四月,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请求,希望朝廷准许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。雍正答复他:若有要紧奏折,可乘驿马送来;一般寻常的奏报,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,不但不应当骑驿马,而且可以免去不奏。  
  有的官员无事找事,频繁上奏,用意是与皇上联络感情,讨好皇上,雍正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。雍正三年(1725年)二月,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,雍正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,遂批道:已经报到部里的事,又何必多此一奏,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,这么远的路途,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,不知你用心何在?  
  雍正认为,一件奏折,臣工缮写和皇上批阅都要耗费时间,递送人员一路往返费用也很大,因此没有必要的奏报实在是有害无益。尽管雍正很器重田文境,但也曾因奏折过多而责怪他:“你差人奏折太勤了,何必费此无益盘缠,况朕日理万机,亦觉烦琐。”   
  葛森其人,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臣,算是雍正的亲信。他在贵州当布政使时,也因奏折太多而受到雍正的责难:路途这样远,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,就不要徒劳往返了,如果把不时呈报密折作为“挟制上司、恐吓属员之举,尤其不可”,这不过是“倚仗小才技,弄聪明,非长策也”。  
  若能实力奉行胜过来陛见十次  
  清代臣工奏事,分为折奏和面奏两种。雍正不仅要求百官减免不必要的折奏,对陛见面奏控制得也很严。雍正三年(1725年)十月,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,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,聆听训旨,雍正批示:“道路甚远,不必无益之往来。便再来陛见,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。若能实力遵行,胜来陛见十次也。”同样的批示,还见于雍正八年(1730年)正月湖广襄阳总兵杨鹏奏请陛见的折子上:你若能恪尽职守,遵朕训谕,实力奉行,凡所见所闻据实入奏,不欺不隐,比起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行套礼不知要强多少倍了。  
  一次,新任湖广提督张正兴请求陛见,雍正批谕:你刚刚到任不久,临行前朕已谆谆训谕,还有什么可说的?“若不能心领实力奉行,便频来陛见,何益之有!”   
  对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进京陛见的批评更为尖刻,雍正说:所奏实属无知,“朕指示汝莫务虚名,莫务小惠”,“实力实心,勇往办事”,此类谕旨已是多次,你不实力遵行,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,如此“来往万余里,旷职奔走道途,实不解汝是何意见”。这里,雍正强调的是,臣工不应把心思放在与皇上见面上,重要的是不欺不隐,实心办事。  
  雍正就是这样,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,而不是言。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,而决不在于报告打得是否勤,说的是否动听悦耳。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只务实行,不在章奏”,“说得一丈,不如行得一尺”。   
  报喜更要报忧   
  雍正认为,地方情况如实上达,是朝廷制定治国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据。关于这点,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: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,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。因此,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,务必据实上奏言事,万万不可隐饰。雍正二年(1724年)二月,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在赴任前夕进宫陛见,雍正当面训导他:“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,洁己奉公,一毫不欺,凡事据实奏闻,务使有益于地方民生。”雍正六年(1728年)六月,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等事,雍正在折子上的批复中叮嘱道:“一切奏陈,务宜据实无隐,不可丝毫虚饰,以蹈欺蔽之咎。”    
  雍正警告臣工,如果奏报的不是真实情况,实在是有害无益。他在广西巡抚金鉷的一件奏折上批示:凡所奏地方事宜,不可有一字欺骗隐瞒,一点儿都不能粉饰含糊。他犹恐这样说还强调得不够,又晓谕道:“切记之,事情无论巨细,但务宜据实不隐。”雍正接着谈到,地方百官都能如实奏报了,当皇上的才能倚赖不疑,这样即使诸臣没有折子送来,他也放心。不然的话,不知道大臣隐瞒了什么事没有报,也不知道他们奏报上来的又是怎样粉饰的,则朕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忧虑,这不是爱朕,“正所谓苦朕之举”。 
  封建官场报喜容易报忧难。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实况,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。自雍正元年(1723年)开始,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次上书皇上,直言时政弊端、君王过错,甚至弹劾皇亲。雍正公开表示“服其胆”,对朝中九卿大员说:朕即位以来,孙嘉淦凡遇国事总是直言极谏,毫无顾虑,朕不但不怪责他,反而一再加恩,朕就是鼓励众臣直言。  
  雍正年间,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,就因为“报忧”而多次受到雍正的夸奖。雍正三年(1725年)五月,岳钟琪将他四月间自西宁起程前往平凉沿途所见地方少雨情形奏报,雍正夸赞道:“凡地方事情,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。朕所望内外大臣者,即此一真字耳。”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,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,共有三十多项,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。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,一片苦心,朱笔批示“此奏甚属公诚”。   
  (作者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主任、研究员) 来源: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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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次数:  更新时间:2011-03-04 17:51:19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